小科学和大科学概念是由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D·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首次提出，普赖斯主张，从时间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科学都属于小科学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进入大科学时代。从逻辑角度来说，一般认为，小科学是以分散的、个体的或随机组合小规模的方式来进行科学研活动。大科学包括大科学工程、分布式研究等，是以社会化、集体式、有组织、大规模的方式来进行科学研活动。从科学史上来看，大科学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可供选择的、大量随机“涨落”小科学，同时，在大科学这一“大的时间箭头”下，也会促进广泛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小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以“二战”之后人类进入大科学时代为时间段，对中、美科学从外部环境、社会建制和科研模式进一步进行比较，借以得出一点启示，期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研究。

一、外部环境的比较和启示

从历史上来看，中美科学的外部历史环境是不同的。简言之，第一，1776年美国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立国，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还在处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之中；第二，1890年，美国已跻身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三，在20世纪，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世界科学的中心，而新中国于1945年成立，1978年开始改革开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进。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形式上是在“一穷二白”、处于原始社会的由哥伦布在 1492年发现的“新大陆”上立国，但它是在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文明基础之上。在 16-18世纪欧洲“小科学”时代的背景下，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潮流中，美国科学兴起一开始就在工业文明这一“巨人的肩膀上”之上来发展自身。吸收当时英国小科学传统的特点，学习当时德国的科学研究的的建制，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依靠自身内部社会力量实现了从依靠经验技术向依靠科学理论的转变，从重视发明创造到重视科学研究、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再到科学作为先导的转变，从“一战”到美国“大萧条”，美国“国家资助的科研经费便猛增起来，平均每四年便翻一番”[1]；“二战”的“促逼”，一方面证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支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美国政府作为科研主体的地位不断强化，不断实施“大科学项目”，也有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对“小科学”的保护和支持，从建制上保护着“小科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具有产生和发展小科学的环境。

美国的外部条件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现代科学是外生的，这一点从历史上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历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当时的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众所周知，这个“德先生”就是指“民主”，这个“赛先生”就是指“科学”，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外来的西方科学始为中国真正学习，这种“科学精神自19世纪逐次进入中国”[2]。总之，中国的现代科学，不是从中国传统科学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是外来的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科学的结合，特别是西方理性的、演绎的、实验的科学如几何、物理、化学等是中国传统科学所没有的。对中国的启示有，需要持续培育小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二、社会建制的比较和启示

文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其中有三个重要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个前提下前移到基础研究领域，而能够对基础研究做出重大突破的主要是小科学做出的。在进入“大科学”时代，一方面科研仪器复杂和昂贵，需要大科学设施支持小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科研的复杂性和学科交叉，也产生出“概念大科学”（以假说驱动的大科学）,“从个体的基础上转移到了集体的基础上”[3]，但总得来说，小科学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未改变。但小科学的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无目标性和非实用性突出，而且基础研究还需要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和成果商品化（如市场营销）等阶段，这一过程复杂而漫长，使得人们对其重要程度的认识有所模糊或减弱，表现在决策层次上，对基础研究投入和投入的各个渠道之间协调，重视不够。这也内在地要求国家从建制方面做出合理的安排。

中美在科学的社会建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表现为，中国科学和美国科学在在形式上都建立了多元的科学建制结构。不同点表现为：其一，美国科学建制是自主形成的，而中国科学建制是通过主动改革，由政府主导形成。其二，美国科学研究经费主要通过科研基金调节，基金会自主性较大，非营利机构和风险基金相对运行自如。中国科学研究经费主要是政府规划和科研基金调节双结合，基金会受政府影响大，非营利机构和风险基金还在进一步完善中。其三，美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科技事业程度较大，中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科技事业还在进一步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