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本仪[1]认为,外来词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重新改造和创制的过程。由此可见,外来词进入现代汉语,是两种语言的碰撞与融合。基于这一认识,研究者在对外来词尤其是意译外来词进行研究时,往往对其内部的演变规律尤为关注。其中,以“科学”为典型代表的日源意译外来词,由于其演变规律的特殊,更是成为研究重点。史有为[2]先给这类词定性为“特殊的外来词”,强调其“借音借义的分析过程也应特殊对待”,随着近几年对外来词研究的逐渐深入,日源意译外来词的理据也更加清晰,高名凯等[3-4],从词源角度对其出处进行了精确探查,罗常培[5]、史有为[6-7],从语用方面对其功用与文化意义做了脉络梳理。高燕[8]认为,这类外来词比一般的外来词更有渊源,理据性也更加充足。因而,探究“科学”一词的创制与发展,也是在窥探日源意译外来词消长的演变历史。

1 “科学”词源的本土融合过程与对比

张博[9]提出“外来概念不等于外来词”的主张,由于概念和词语并非完全对应,因此很多外来词的“形音义有一半以上都已经变成了中式”,被划分为特殊的一类,“science”就在其列。这个词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3]54(以下简称《外来词研究》)里被归入了“先由英语吸收而被改造成英语的外来词,再由英语转传入汉语而被改造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分类。通过“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inese Linguistics PKU)”(以下简称“北大CCL语料库”)的检索,“科学”词条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分别出现了48条和500条,“赛因斯”则出现了5条。由此可以梳理出“科学”一词发展的4个阶段:独立释义—多义接触—系统接纳—正式融合。以下语料均引自北大CCL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清末之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处于独立释义阶段。《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提到“又应文藻流誉科学擢第”,可推断“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且释义与科举制相关;发展到北宋时期,朱熹所著的《朱子语类》中提到“祖宗是有《三礼》科学究,是也”,用“科学”二字来通称“三礼”是“义理之学”;清代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也提到“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以“科学”代指西汉之后荒废的经文讲学之道。由此可知,在具有拉丁文含义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前,“科学”被赋予的含义是完全“本土化”的,具有独立的释义。

维新变法开始到民国建立初年,“科学”一词的发展处于多义接触阶段。西学派将“格致”用作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后来经梁启超、严复等人的传播,“科学”一词以新的涵义从日本引入,被用来扩大“格致”思想。据王良杰[10]所言,“中日甲午战争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自己的文章中大量使用日语新词,这些词通过留日学生和被翻译的日语著作不断传入中国,形成了汉语外来词中比较独特的‘日源外来词’”。清代章炳麟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缪》中提到:“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赋予其“理性”释义;无垢仙人在所著小说《八仙得道》中提到“外人所讲,则完全属于科学”,赋予其“技术”释义;《张文襄公事略》中提到“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与专制对比,赋予其“开明立宪”释义;《清代野记》中提到“科学仪器之属,而好古之士,日见寥寥”,赋予其“发明”释义；民国向恺然所著《留东外史》中提到“英语是主要科学”,又进一步补充了“课程”释义。由此可知,此时引入的“科学”虽不成体系,但涉及“科学”的不同方面,多种涵义同时与本土接触。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科学”的运用进入了系统接纳阶段。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追求“全盘西化”,胡适撰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掀起了西方名词的使用浪潮,“科学”的直接音译形式“赛因斯”也开始大量使用;但与此同时,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旧派学者坚决反对这样的西化,他主张“中国现在需要西方的赛因斯,但世界未来最终会走向中国之路”,此时进入“科学”与“赛因斯”的并行阶段。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这种对立的局面被逐渐中和,陈独秀摒弃了“赛因斯”的用法,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democracy”与“science”的直接翻译结果加以修饰,亲切地拟作“德先生”和“赛先生”,可见当时中国对“科学”的认识已经逐渐清晰,多种释义的散乱使用也开始集中起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科学”一词进入正式融合阶段。董乐山[11]认为,赛先生采用外来语后逐步以现代汉语替代,是社会语言约定俗成的趋势所致。杨霞[12]认为,“英汉混杂的形式,主要是汉英语码的混用比较普遍,也利于外来词的大量地快捷地转化、吸收,但有些外来词语在汉语中已存在很准确、简练的表达形式,若再夹杂其原形词反而显得画蛇添足”,显然“赛因斯”的表达不够精练。范铁权[13]引用了中国科学社发表的倡议书,“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莫由。”刘敏[14]也提到“科学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可见“中国科学社”中“科学”的内涵,是以国际化的视角看待中国现状;范铁权[15]引用周铭对“科学”的看法,“一切学说之枢纽,吾人不能任意命某名”。因此,中国科学社让“科学”一词彻底被人们接纳,“赛先生”因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主观命名特征,只是一个过渡名称,它的消亡与“科学”的确立,是前三个阶段整合而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