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鸿钊1904年官费赴日本留学。起先想学农学，后选择学习地质学。为何选择学习地质学？他是这样说的：“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并在学习地质之后说“惟愿身任前驱与提倡之责而已”。他后来回忆时也写下：“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如是而欲国之贫且弱也，其可得乎？”他抱定“自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宗旨，献身地质工作，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

　　 1911年，章鸿钊受聘于京师大学堂，成为第一个讲授地质学的中国人。他感叹道：“当今之世，各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一瞬千里，仅地质一门，列国已多有建树，而我国官吏黎民，知地质为何物者竟止数人。此事诚可哀也。”更大声疾呼：“我国今日已是如此，己之地质不能明，而外人为之代庖，以致矿权属于他人，铁路属于他人，港口属于他人，国之主权属于他人。今之热血青年欲救国者，能不惕然？”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作者：马翠凤，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家书札特藏资源挖掘与应用研究”负责人、中国地质图书馆研究员）

　　 科学家的友朋书札既能展现学科发展轨迹，又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知识阶层仁人志士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思考和探索。阅读这些书札，可以感受到中国科学家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殷殷情怀。科学家的友朋书札也生动展现了文学艺术素养和个人学术修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潜在作用，这对于当下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工作者，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

　　 “书牍者，所以通情愫，商学术，传见闻，道阔契者也。”书札，或作尺牍、书翰，是山海难平、路远迢迢的时代里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媒介。书札不仅是思想交流的载体，也是文学书法的艺术品。其中，科学家的书札不但记录了科学家的人生历程，见证了其学术观点从初见雏形到闻名遐迩的思想更迭，更为梳理学科发展历史查遗补漏，为佐证重要科学事件提供宝贵资料。

　　 书札大都留下了章鸿钊起草或阅读时的批注和标记，其中不乏写给友朋的书札初稿。这些书札草稿上反复修改和推敲的痕迹，真实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在平时的书札交往中也是一丝不苟、务实缜密。

　　 章鸿钊研究涉猎甚广，以“明知其难，敢求甚解”的精神去挑战新的领域并颇有建树。他多次通过书札与董作宾、陈遵妫、周平子、钟刚中等探讨天文历法、数学、哲学、戏剧等问题，并著有古历学书《中国古历析疑》、杂剧《南华梦》、由梁启超作序的哲学书《自鉴》等。在去世当年（1951年），他还在《中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数学的文章《周髀算经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陈子定理”》《禹之治水与勾股测量术》。

　　 章鸿钊（1877—1951年）是我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家。近千件章鸿钊友朋书札以及大量论文手稿、字画原件等现藏于中国地质图书馆，其时间跨度达50余年，涉及当时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学术和文学方面极有造诣的名人，是民国时期书札文献研究中难得又重要的资料。

　　博学笃行的践行者

　　 章鸿钊与地质同仁的友朋书札中，除了对地质科学发展的具体问题探讨与关切外，也有在学术讨论后彼此的诗句切磋。其中，保存最多的书札来自我国首任林垦部部长、著名林学家梁希。二人书札内容丰富，既有以诗言志、以歌咏言、畅谈理想，也有对因常年战乱而造成混沌江山的怅惘之意。同乡的身份、深厚的汉学基础、共同的海外留学经历，使得二人兴趣相投、很是默契。书札中的诗词唱和，既有“芒鞋未肯经羁束，又向层峦叠翠来”的豪情（章鸿钊书写野外调查），也有“满腹离愁问酒壶，老来何事上征途”的乡愁（梁希时在德国），还有“举国穷荒四海兵，燕京城外少人行”的担忧（章鸿钊），更有“巉岩骨瘦前身我，陌路魂销过眼人”的“自黑”诗（梁希较瘦）。在谈到二人的友谊时，章鸿钊表示“其如物理学中之万有引力耶”。对于诗词歌赋的共同喜好则解释为“人生总要寻一种廉价娱乐，日日读硬性的科学书，亦嫌太不调和”。这些信札极具文献、艺术与文物价值。

　　 他撰有上千首诗词，来表达不同时期的情怀。“以情意为主，即本古人诗言志歌咏言之旨，歌即诗也，诗犹词也，志即情意也，无情无意，是无志矣，则诗与词俱可不作。”如谈到治学时写有“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言传身教，培养了我国地质事业的首批骨干，“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抗日战争爆发后，写有《水调歌头·好江山》，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写出“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并亲自谱曲，“其声和谐壮美，非近世靡靡之音可比……聚团体以歌之，当更令人神意飞扬也”；新中国成立后，写有“爆竹声声祝太平，于今始解问苍生”，抒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激动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