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很喜欢解剖学，他让传教士绘人体解剖图，与中国古代铜人对照，发现二者对静脉的描述相同，但铜人无动脉。

“西学东源”说完全站不住脚，可至今在民间仍有拥趸，他们神话民科，以为这些人未被重用，才导致清末困局，比如：

科学不是方技

其次，科学是超复杂系统，只“采取措施予以学习、研究”，远远不够。据学者李文靖《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一书钩沉，从培根系统阐述实验科学法，到完成初期科技建制，英国用了278年，清末尚未确立实验科学法，此间差距，绝非“思进取”可弥补，而是需要一套有效的积累机制。

事实上，清廷远比明廷重视科技，甚至变成“皇权垄断科技”，反而扼杀了明代后期“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繁花似锦”（著名学者陈美东言）的局面。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据学者张明悟钩沉，1705年前后，康熙几次召见梅文鼎，在他的暗示下，梅文鼎开始鼓吹“西学东源”。找不到证据，梅文鼎便将东汉已淘汰的“盖天说”，和后来的主流观点“浑天说”，拼接成“一个从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混盖混合'式的天文学体系，来附会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天文学体系”，再以此证明，西方传教士的宇宙观不过是抄袭中国古人说法而已。

乾隆初，又回到“传教士相互引荐—皇帝批准”模式，广东官员感到被架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反击。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洪任辉不满只在广州贸易、饱受盘剥，要上北京申冤。乾隆大怒，下令严查，涉案的中国人都被处死，从此回到广东地方官员推荐传教士的旧模式中。

清军占领北京后，内城只许八旗居住，身高1.9米的汤若望不肯离开教堂，手持巨剑守护，恰范文程（范仲淹后代，清初重要谋臣）路过，立刻向多尔衮申请，许汤若望留在内城，并请他和南怀仁协助造炮。

清初包袱少 效率高

用演绎逻辑替代实验：科学需理论、技术、实验三者并进，康熙懂一点数学、物理，未形成完整的科学素养，动辄用科学套人文，成了新教条。

至迟从15岁起（1669年），康熙便接触西学。1673年至1674年，康熙令传教士南怀仁入宫讲授天文学、几何学、力学等。1689年12月，“召（传教士）徐日昇、张诚、白晋、安多等至内廷，谕以自后每日轮班至养心殿，以清语授量法等西学，上万机之暇专心学问，好量法、测算、天文、格致诸学”。外出旅行，必召张诚等同行，“或每日，或间日，授讲西学”。

康熙博学之名传至欧洲，数学家莱布尼茨曾说：“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短线尚可 长线惨败

1690年1月16日，张诚献半圆仪，康熙只用一小时便学会。康熙白天学两三小时，晚上还自学，“学了四五年，他始终很勤奋，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明清战争中，明军率先引入红衣大炮，一度扭转辽东战局，清军初期仿造水平低，幸亏明军最先进的登州火炮营降清，带去火炮技术，这使满洲贵族充分意识到近代科技的力量。

奇怪的是，皇帝更懂行，清朝科技整体水平却远不如明朝。

最要命的，是康熙力推“西学东源”说，推涨了盲目的集体乐观心理。

康熙帝戎装像

首先，清廷对近代科技并不是“始终停留在感知层面”，也曾积极学习、引进。特别是有“科学家皇帝”之称的康熙，曾学习数学、物理学、医学、测量学、人体解剖学、逻辑学、铸炮术等，甚至还懂一点拉丁语，传教士称赞他“知识的渊博几乎超过常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康熙主编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并主持测绘《皇舆全览图》等，还提高了清军的火炮技术。

戴梓发明机关枪。相关记载最早出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属小说家言，纪晓岚没亲见，只是听戴梓后人戴遂堂说，《清稗类钞》称它“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可没有制式子弹，只能前装药，怎么自动发射？

喜欢科学 行为却反科学

康熙好学，与天性有关，也与童年经历有关。他曾对皇子们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朕思：己不能，焉能断人之是非？”

明亡清兴，遗民们为表达气节，对外来文化一概否定，称西方科学都是从古代中国偷走的，数学家梅文鼎集其大成，称：“法有可采，何论中西，理所当同，何分新旧。”“中历缺陷之大端，得西法以补其未备矣。”